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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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胡风案发下狱后,胡适的批判仍如疾风劲草,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作为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作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2]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
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3]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整个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4]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屏,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漫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