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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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钱有了，名也有了，我还缺什么？不就缺个靠得住的男人嘛。看看演艺圈，有几个女明星是有好下场的？独身、自杀、被抛弃，真正能过上好日子的还剩几个？我是女人，我有女人的考虑，这次在日本餐馆里我意识到，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我就再也没机会了。”梁士乔说：“问题是，抓住了这次，你同样没机会。我怎么都没看出来你是爱他，你是占有。叶子农是可以被谁占有的人吗？你自己信吗？”戴梦岩沉默了好久，说：“让我放手，我做不到。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是我想试试。也许有天我想通了，我就给他放生了。”梁士乔说：“我没指望说服你，我只说我该说的。等你冷静了，再想想。如果你改主意现在还来得及，至于怎么挽回影响，我来策划。”梁士乔说完起身走了。红川公安局专案组的3名警官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将叶子农带到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询问地点，北京公安局下属侦查机关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有20多平方米，装有录音、录像设备，审讯台的地面比周围略高一点，对受审专用椅形成了一个俯视的角度。受审者的坐椅是固定在地上的，而椅子上又有固定受审者的特殊器具。叶子农小时候常因打架斗殴进出派出所，没见过这么正规的办案场所，完全不是一张三斗桌两把折叠椅的那个场景。
房间里只有叶子农和红川公安局的3个警官，叶子农一看，不用说，那把受审椅就该是他的位置了，他就走过去坐下。
那位在机场跟他说话的警官从审讯台里侧拉过一把高靠背的椅子，放到受审专用椅前面离审讯台一米的位置，说：“不急嘛，先坐这里。”于是叶子农就坐到警官指定的位置。
3位红川警官在审讯台坐定，负责笔录的警官说：“叶子农，这位是红川公安局刑侦处的沈处长，这位是刑侦大队的黄队长，由我担任书记员。现在我们就你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问题，明白吗？”叶子农说：“明白。”沈处长说：“除了笔录，这里还有录音、录像，如果你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问题。”这是一个貌似告知被讯问者权利的逻辑陷阱，或者叫讯问技巧。如果你是有罪或是需要隐瞒真相，你才存在“有利、不利”的判断，才需要“想”。如果你回答“明白”，至少间接说明你可能是有罪的。
叶子农说：“谢谢。我那点事全是日头之下干的，人证、物证一大堆，甭管有利没利都改变不了事实，没啥可需要想的。”
沈处长说：“那就说说吧。”
叶子农说：“涉嫌嘛，就是你们有疑，疑什么就问什么。”沈处长并没有直接问叶子农涉嫌组织非法越境的案子，而是问：“你下乡到陕北，对那里的油田很熟吧？”叶子农说：“也不算很熟，村子离油田百十公里呢，又是山路。”沈处长说：“你弄了几把破扳手就开汽车修理厂了，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油田的内部结算制度，用内部支票套购国家紧缺物资，以高于调拨价几倍的价格转手向黑市倒卖，一年卷走200多万，走的时候连厂子都不要了，有这事吧？”叶子农说：“乡镇企业找米下锅，怎么能叫黑市呢？一黑市就不叫双轨制了。我给油田修车拿不到钱，只能拿内部支票提实物换钱，内部支票提实物就是调拨价，实物卖给乡镇企业就是市场价，这是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我只能适应。”沈处长说：“好一个只能适应，你也真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个不说你有前科，姑且就算你只能适应，那说说红川劳务输出是怎么回事吧。”
叶子农回答：“就是劳务输出那回事。”沈处长问：“你的工厂在哪儿？你的劳工都在干什么？你在红川订设备，可最后连一颗螺丝也没运走。”叶子农回答：“劳工违约跑了，说明违约金收少了，不足以起到遏制违约的作用，所以工厂开不下去了，投资失败了。”沈处长说：“以你的身份，你觉得这么说话有意思吗？”叶子农回答：“在您告诉我之前，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身份。”沈处长说：“你在布达佩斯建什么厂不是由匈牙利的市场决定的，是由中国哪个城市适合组织劳务输出决定的。你为什么选择红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红川有国际机场，航班直接出境，不受异地海关检查，出境有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叶子农说：“所以叫涉嫌嘛，所以柏林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投资骗局的误解纠正到法律意义的投资成败上来。我告诉他们怎么做是有法律风险的，告诉大家违法的事不能做，要遵守法律，有不妥吗？”沈处长质问：“不违法你规避什么？”叶子农说：“同理，不守法我还需要规避吗？您先看看那音兄有法吗？我守了一个假定的法，守法守到这程度，您告诉我还能怎么守？”
沈处长沉默了片刻，似乎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可以不回来的，为什么回来了？”这是一个含而不露的双关语，其指向已经涉及“部长事件”了，如果叶子农有急于政治方面的说明，可能会在“你可以不回来的”这句话上面留意。
叶子农并没有就此把线索延伸到政治，仍然是就事论事，说：“这话好像在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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